·赵晓 经济学家的公共意识

政府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

    文|本刊记者  梁冬梅

偶然一次在纽约街头的张望，让赵晓有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美国市场经济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不同，在于诚信体系上的差异。

善于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切入社会经济领域里最要害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赵晓。20世纪90年代初的增值税改革，他的一篇报告，影响了朱基的决策；1997年，当政策依然致力于防止通货膨胀时，他第一个提出中国出现通货紧缩迹象；进入新千年后，他的关注点落在了民众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收入，第一世界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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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

不过，这几年在学界但凡跟房地产沾点儿边的学者，都难免落下骂名。道理很简单：房价问题太受关注了，牵涉的利益面又很广。赵晓也不例外，他被另一些人评论为“一只变色龙”。

这个称谓显然是来自于赵晓在不同场合对房价问题发表的两个看似相矛盾的观点。其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至少10年的发展机会，目前说房地产面临拐点为时尚早；其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病态市场，早晚会出问题。

其实，这两个看似相左的观点，赵晓有着更深层次的解读。

“之所以说房地产市场还有10年发展机会，是相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言，国人对房屋的需求依然旺盛，但并非意味着所有房地产公司都有好的发展机会。而房地产市场的病态，则是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产权问题的缺位而产生的。”

赵晓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获取政府收益的方式来加快进行。但这种做法是以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与财富损失为代价的。通俗地讲，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左手向农民要地，右手向市民要钱。”

在赵晓看来，政府是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我们不能学香港和新加坡。他们之所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原因是这两个地区都面临人多地少，资源极度稀缺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