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揭开黑幕

“基金黑幕”的依据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人员赵瑜纲的一份报告

2002年下半年，证监会又陆续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规范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出资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规，对基金公司的销售、股权转让以及内部控制做出了具体规定。

2003年10月28日，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以146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于2004年6月1日正式施行。

《基金法》的出台为基金业确立了一个基本法律框架。之后，监管部门又相继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六个配套法规。一部《基金法》，六个配套法规，搭建起了中国基金业监管的法律 框架，从而从法律的高度为基金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在此期间，随着第一支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的鲜亮登场，基金业又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其后，指数型、ETF、保本型、生命周期等各类开放式基金渐次推出，“基金黑幕”的阴霾逐渐散去
 
经过治理整顿的基金业迎来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牛市，基金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恰如由“基金黑幕”揭开基金业的暗伤一样，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上投摩根成长先锋的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事件的曝光，再次引起了投资者对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治理的关注。

2006年11月，唐建在某个交易日尾盘时突然拉升新疆众和股票的做法引起了交易所的警惕，监管当局因此向上投摩根发出风险提示，并由上海证管办对该公司进行了针对内部管理的现场检查。

其后查明，唐建自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起，便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便买入新疆众和的股票，其父的账户买入近6万股，获利近29万元，另一账户买入20多万股，获利120多万，总共获利超过150万元。